清末民初的中国，随着西方冒险家的涌入，大英帝国的文人政客亦纷至沓来。其中较著名者除慈禧的座上客白克豪斯、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外，庄士敦更是独树一帜。他不仅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还做过英租界威海卫行政长官。1930年10月1日，英国将威海卫交还给中国，庄士敦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返回母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1938年3月6日，庄士敦在他的私人小岛：苏格兰“国王岛”去世。

  作为溥仪的老师，人生辉煌的庄士敦除了他的著作外，几乎未给这样一个世界留下什么。他的岛和家都被拍卖了；他的日记、旅行杂记以及大部分信函都让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伊丽莎白·斯帕肖特销毁了。庄士敦曾请伊丽莎白为自己做传，但后者尚未动手，前者就已故去。伊丽莎白销毁庄士敦的材料是刻意的，因她不愿让他人“随便涂抹”她的未婚夫，更重要的是，销毁材料的指令也来自庄士敦——他一生都是个“心高气傲、难以相处”的绅士，绝不能容忍任何人评点自己的一生。

  在庄士敦死后30年里，没有一点关于庄士敦生平的著作问世。这大概是伊丽莎白期望的。伊丽莎白卒于1960年代，走时带着欣慰。她确信，没有谁会来打扰“国王岛”的主人。

  然而，伊丽莎白未曾料到，她虽销毁了庄士敦的绝大部分私人资料，但并非全部，有些东西她是无法销毁的。庄士敦给友人的通信——特别是给他的挚友和同事骆克哈特爵士的600多封通信都保存完好，这些材料被持有者的家人转入苏格兰图书馆等处托管。从1980年代开始，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浏览这些信件，并在他们的作品中逐渐拼出了庄士敦鲜为人知的图像。

  庄士敦（Sir Reginald F. Johnston, 1874~1938）生于爱丁堡。其父是个律师，他重视子女的教育，不仅把他们送进私校，还请了家庭教师。中学毕业后，庄士敦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1898年，庄士敦经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派往香港，担任港府实习生。

  按说，庄士敦父母对他的成长有恩，但自幼就有独立思想的他却认为家庭使他压抑。父母失和，家庭经济的败落，令他感到痛心。特别是父亲酗酒，经营投机买卖，更使他感到羞愧。他暗下决心，一旦有机会，就要冲出家庭的羁绊。奔向远东香港，即是他脱离家庭成功的尝试。

  庄士敦具有语言天赋。他曾被派到广州学习汉语。他的勤勉和才能使他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曾先后出任过辅政司助理以及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

  1902年是庄士敦离开家乡的第四年，也是他的休假之年。7月，他的父亲去世。依照常理，他应立即赶回爱丁堡参加父亲的葬礼。但他竟做出了意外选择——穿过云南、越北到缅甸和泰国去旅行。他这样做，可能是模仿他的前辈莫理循。莫理循曾在1894年从上海出发，横穿中国西南，到达缅甸和泰国，由此暴得大名。

  然而，庄士敦回避父亲葬礼的根本原因却鲜为人知——他的父亲罗伯特·约翰斯顿律师死后，欠债高达近三万英镑，而这些欠款都是父亲动用其客户的资金。换句话说，父亲是带着耻辱走进坟墓的。这使约翰斯顿家族蒙羞。

  庄士敦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父亲的蒙羞很可能殃及他的事业。他弟弟特迪曾是家乡小镇的风琴手兼指挥。这个广受尊敬的绅士，随着父亲的恶名传来失去了工作。教会唱诗班是不会雇佣一个坏名声家庭出身的人担任指挥的。特迪后来奔向了美国，从此杳无音讯。

  庄士敦的低调生活阻止了父亲的负面影响波及香港。他在慢慢清洗家族的耻辱，一点点重建家族的荣耀。他从香港向爱丁堡的母亲寄出了他的所有积蓄——350英镑，以便能让居家的老母过上体面的生活。

  无论是庄士敦的家人，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友人，对其性格弱点的评价大都是“性格孤傲”“自我中心”“随心所欲”。然而，在这么多东西背后，很少有人去追寻他的家事，而那才是他古怪性格的源头。

  在庄士敦的中国生涯中，有一个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是中国通骆克哈特爵士（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

  骆克哈特也是苏格兰人，银行家出身，但他比庄士敦年长14岁。骆氏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于1878年考入港府，从见习生做起，经由辅政司等职，一步步走上了英国香港殖民秘书的席位。这个职位仅次于港督卜力。

  1901年，骆克哈特任港府辅政司时，庄士敦成为他的助理，庄在新界的土地丈量工作中表现出色，深得上司骆氏喜爱。这两人不仅是同乡，且都对学术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讨论中国问题，可谓气味相投。更重要的是，庄士敦也受到了骆氏妻子和女儿的欢迎。和上司一家人的友谊，差不多维持了庄士敦的一生。

  在英国殖民部的圈子里，骆克哈特是个著名人物；在香港更是举足轻重，他和华人上层关系紧密，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粤语和北方话。他成立了香港足球俱乐部，并担任香港立法会委员。他早期的学术著作是关于中国语言分支问题的研究。这个老牌中国通让庄士敦钦佩不已。

  虽然是互相敬佩，但毫无疑问，骆克哈特对庄士敦的帮助远超于了庄士敦对骆氏的协助。在庄士敦生命的重大转折点上，始终能见到骆氏的身影。

  1902年，骆克哈特调任英租界威海卫行政长官。在他的要求下，庄士敦在第二年就从香港调到了威海卫，担任长官助理。

  英国殖民部不大赞成庄士敦的调任，因为骆克哈特已有一个助理沃德。但骆氏不断向殖民部施压，趁沃德回国休假，将庄士敦从香港借调过来；在沃德归来前，又将威海卫分为南北两区，为庄士敦创造了一个职位，让他担任南区行政长官。

  庄士敦在中国内地盘桓的十几年间，体察民情，撰写书籍，到处旅游，并结识了中国政府形形的达官贵人，这中间还包括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和总统徐世昌。在这两人的推荐下，庄士敦于1919年担任了清逊位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这些都得益于骆克哈特对他的青睐。

  骆克哈特是一位老派绅士，他对这位同乡下属的关爱完全出于惜才。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庄士敦不仅把威海卫南区治理得井井有条，还在余暇中辛勤撰述，陆续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著作，这中间还包括：《从北京到曼德勒》《中国佛教》，这些著作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

  对于骆克哈特来说，庄士敦这个聪明睿智的同乡能给他带来愉快和宽慰，这就够了。和香港的繁荣相比，威海卫空旷而寂寥。庄士敦的住处距离官邸很近。最高行政长官和他的下属常常在晚间一起闲聊中国学术，这样就能让骆克哈特熬过寂寞，特别是“那漫长可怕的威海冬季”，这大概是庄士敦对上司的唯一回报。

  1917年冬季，在威海卫的寒风中，骆克哈特病倒了。他决定携家回国休养，与此同时，他向殖民部举荐庄士敦担任威海卫临时长官，此举让庄士敦得以晋升。

  1919年，庄士敦获得了京城逊位皇帝溥仪老师一职，其待遇比他在殖民部的薪水高出4倍。骆克哈特爵士放手了。“这个工作适合你！”他说。他为自己的小同乡高兴。他喜欢看到庄士敦飞黄腾达。

  1924年，溥仪被驱除出故宫，庄士敦也很快失去了其老师的工作。此间英国已考虑将威海卫交还给中国，骆克哈特也返回了英国。在他的推荐下，失去工作的庄士敦重返威海卫，担任了最后一任行政长官，他的任期是从1927年至1930年。

  自从1918年庄士敦赴京城担任溥仪老师之后，两位苏格兰老乡聚少离多，然而，他们之间从始至终保持着频繁的通信。他们在信中既谈论世界风云，也谈论一些琐事。对他信任的老大哥，极重隐私的庄士敦透露了心头的秘密。否则，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在庄士敦的私人场域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庄士敦生得一表人才。他那修长的身材，一头金发，蔚蓝色的眼睛和笔挺的西装，常常把年轻女士在顷刻间迷倒。但是，就像他对家庭保持缄默一样，庄氏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当然，对极少数密友，他会克制地透露一些，这极少数密友，也包括他的上司兼朋友骆克哈特——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窥探到庄士敦私生活的碎片。

  庄士敦首次堕入爱河是在1912年夏季的威海卫。他的恋爱对象是一位访客，年轻美丽的女歌唱家阿莱丝·沃特。阿莱丝是骆克哈特女儿玛丽的女友。在行政官邸举办的晚会上，阿莱丝演唱了德国抒情歌曲，令迷恋音乐的庄士敦一见倾心。其时庄士敦38岁，正当盛年，他的绅士风采同样深深吸引了阿莱丝。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作诗并秘密幽会。然而，阿莱丝当时只有21岁，与庄士敦相差17岁。虽然两人情投意合，但彼此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横亘着可怕的距离。

  一面和美丽的女孩谈情说爱，一面马不停蹄地著书立说。这就是庄士敦的恋爱常态。阿莱丝不可避免地离去了，她远赴巴黎深造，将自己的恋情记录在日记里。而庄士敦也坦然看淡了这惊鸿一瞥的爱情，并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写作之中。

  庄士敦的第二次爱情距他与阿莱丝之恋不到两年，1914年1月，他在英国返回中国的船上认识了一位叫桃乐茜的英国女子。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庄士敦对这位女子具体的描摹，但桃乐茜对庄士敦的冲击力比阿莱丝更大，以至于他把自己的感觉迅速告诉了老上司骆克哈特。庄在信中说“桃乐茜是世界上最美的名字”。

  同年3月，庄士敦准备向桃乐茜求婚。他特意赶到北京，带着桃乐茜参加很多宴会、聚会和社会活动，甚至“我这个老头还要引吭高歌”，可谓对桃乐茜极尽殷勤。但最后，桃乐茜并未应允。因为她到中国来是找其未婚夫结婚的。这一点桃乐茜在船上就告知了庄士敦，但一往情深的庄士敦依然逆水行舟，希望桃乐茜能改变主意。

  桃乐茜的拒绝是庄士敦未曾想到的，可能他高估了自己的魅力。如果说一年多前，他与阿莱丝分手时还保持着活力和潇洒，那么此时与桃乐茜的诀别则使他格外悲情。他已40岁了，仍孑然一身。返回威海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伤心欲绝，很快就病倒了。

  庄士敦的这次失恋是刻骨铭心的。多年之后，这道伤口仍未愈合。他在1923年致友人拉夫迪的信中仍然说：“我十分喜爱她，现在依然如此。然而她却和别人结婚了，糟糕的是，她现在非常懊悔，非常郁闷。她仍然在中国生活……而我，本应和她有个孩子的……”

  1919年3月，庄士敦正式受聘为逊位之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和末代皇帝交往了13年，情同父子。

  进宫前，这位老师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庄士敦”，据说这是迄今为止，万千洋人中最精彩的中文译名。庄士敦还采用《论语》“士志于道”的句子，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非常看重“帝师”的称谓，而这也的确给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了好运。

  为答谢庄士敦，徐世昌在京西樱桃沟为他盖起一座避暑别墅。樱桃沟在京西锦延二百多里的山峦之中, 其中有座孤峰矗立的妙峰山，樱桃沟就坐落在山下幽谷中，小村依山傍水，村南端半山上有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屋，遥封谷口，此乃庄士敦别墅。

  樱桃沟别墅不仅是庄士敦避暑写作之地，也是他的社交舞台。他喜欢在这里招待远道而来的同乡，炫耀他那卓尔不群的生活。在这里，他至少有过两次艳遇。

  1921年6月，庄士敦在樱桃沟接待了一批到妙峰山旅游的英国人，这中间还包括年轻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艾琳·帕娃 ，他们之间相处得很愉快，但两人更深入的接触则是在1929年的威海卫。当时，庄士敦在行政长官的高位上，邀请艾琳前来访问，后者的应邀到访使他喜不自胜，他把心里的秘密写在信中，告诉了老友骆克哈特。

  他说，艾琳“非常迷人”，还说他和这个单身女人在威海卫官邸居住时引起了一些非议和指责，甚至有可能是“丑闻”。但是他这个56岁的“老男人”将不会太在乎。庄士敦终于忍不住向艾琳求婚，虽然后者当时未置可否，但他们彼此爱慕是毫无疑问的。

  1930年春季，艾琳同意了庄士敦的求婚。同年10月，庄士敦一卸任威海卫的官职，便即刻赶往伦敦，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争取伦敦大学教职；另一个原因则是与艾琳重逢。12月，他宣布和艾琳订婚，并给她买了戒指。

  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庄士敦紧锣密鼓地访问亲朋，学术演讲、撰写书稿，婚期一拖再拖。庄士敦说，他一到伦敦就开始想念中国，如果申请教职失败，他会立即返回中国。

  对未婚妻的疏忽让艾琳改变了主意。艾琳时任伦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有自己的职业诉求。1931年，两人协商解除了婚约，但彼此仍保持朋友的关系。对于年近六十的老男人庄士敦来说，眼看到手的婚姻又流产了。

  十年前的1921年，几乎在和艾琳相识的同时，庄士敦还在京西樱桃沟接待了另一位不同寻常的英国女子斯泰拉·本森，她是诗人兼作家。1920年来到中国，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的秘书（洛克菲勒基金会）。她和庄士敦有很多共同语言，也希望退休后能到西山写作，度过自己的余生。遗憾的是，当时，斯泰拉已婚，冲破这个阻力相当艰难。

  1930年6月4日，庄士敦在写给老友骆克哈特的信中透露了内心的秘密，他说“斯泰拉结过婚，所以，在她离婚之前，我不会和她有任何约定”。

  夏天很快来到了，身为威海卫最后一任行政长官的庄士敦向北京的斯泰拉发出邀请，斯泰拉也兴冲冲地赶来了。

  在归国前夕，能和心上人在威海卫最后一次度假，使庄士敦心潮激荡。他在闲谈中提到了艾琳·帕娃，并对她多有溢美之词。我们很难知悉庄士敦当时的用心，他是在以此催促斯泰拉尽快离婚、向自己靠拢吗？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目的他并未达到。对情敌的赞美刺伤了斯泰拉的心，她最终默默地离开了。

  庄士敦两度企图以第三者身份进入他人婚姻，这也许事出偶然，不过，他的老上司骆克哈特开始警觉了，因为这不符合英国上层社会的伦理规范。虽然骆氏对这位才子兼密友宠爱有加，也原谅过他两次，但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骆克哈特无法容忍了。

  有着侠义之心的骆克哈特仍在“罩”着他的同乡庄士敦。1930年，他对后者最后一次施以援手。

  庄士敦虽有很多记录所见所闻的著述，但并非严格的学术作品。早在1918年，他就申请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席教授一职，但未能成功。而跻身高校，专心治学是他梦寐以求的。从威海卫归来，他希望进入伦敦高校。当时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都在招聘中文教授，也都向庄士敦发出了邀请。庄士敦最先瞩目的是牛津大学，但是牛津的年薪为800英镑，而伦敦大学的年薪为1000英镑。庄士敦向高薪投降了。不过，他转身投向伦敦大学，恐怕还因为他的老上司骆克哈特担任该校东方研究院院委会主任。此外，当时她的未婚妻艾琳也在伦敦大学任教。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成立于1918年。担任教授的都是著名汉学家、外交家、传教士和驻华政府官员。该系首任教授朱尔典曾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逝后，其继任者为汉学家卜道成，他曾是著名的留中传教士。卜氏上任几年后，深感到系里师资不足、经费匮乏，自己又年老力衰，遂请辞教授一职，只担任授课教师。

  对于庄士敦来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听从骆克哈特的建议，一到伦敦就向学校提交了申请。竞争者有九位，其中对庄士敦威胁最大的是资深汉学家艾雯格林·爱德华。艾雯格林1913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北京研修过汉语，曾任沈阳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1年，艾雯格林担任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以研究唐诗著名。她不仅教导学生的经验丰富，且深得卜道成的喜爱。

  最后入围的庄士敦和艾雯格林各有优势，双方支持者也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遴选委员会委员骆克哈特再次出手相助，鼎力推荐庄士敦。考虑到庄士敦的国际名气和骆克哈特的影响，伦敦大学最终选择了聘请庄士敦为教授。

  庄士敦选错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薪资虽然不高，但该职位是学术型教授；伦敦大学为政府所办，其办学宗旨是“为政府和公司可以提供远东人才”，比较务实，要求教授亲自上阵教汉语。这就打乱了庄士敦利用这个职位潜心研究写作的计划，教学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更糟糕的是，他的两名下属卜道成和艾雯格林都不喜欢这位“脾气古怪”的上司，特别是艾雯格林，弄得庄士敦连连感叹：“我不懂女人，不知道怎么和她们打交道。”

  由于庄士敦厌恶教学，与同事关系不睦，经常请假去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去中国会见他的学生末代皇帝溥仪），有时还开小差，所以学校曾想在1935年解雇他。但是，庄士敦设法扭转了败局，他的教授席位延续到1937年。

  在伦敦的7年中，尽管有东方学院投下的阴影，但庄士敦还是获得了巨大成果。他酝酿多年的巨作《紫禁城的黄昏》于1934年出版。这本描写清宫内幕的书不仅让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知名汉学家之列，还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版税。他用这笔钱在家乡苏格兰购买了一个小岛——国王岛。他的几间住房分别以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命名，其中的一个房间展示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珠宝等物件，以寄托他对中国的怀念。他将在“国王岛”离群索居，以读书和写作度过自己的晚年。《紫禁城的黄昏》不仅给他带来了名誉、金钱，还带来了爱情。1935年4月，他收到了署名伊丽莎白·斯帕肖特夫人的一封信，她说她读了《紫禁城的黄昏》，想见见作者。庄士敦欣然应允。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体态修长、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花园里娓娓而谈。暮年庄士敦一下就爱上了她，尽管这又是个已婚女人。

  伊丽莎白和丈夫的婚姻早已破裂，故对庄士敦的示爱给予积极反馈。庄士敦邀请伊丽莎白参观他的国王岛，他们在岛上散步、观海、共同整理庄士敦的私人图书室，俨然成了一家人。庄士敦深深迷恋伊丽莎白，而后者也说，自己“由衷热爱这位君王”。

  庄士敦当然没有忘记把这个喜讯告诉老友骆克哈特，不过，他在信中介绍时隐瞒了伊丽莎白已婚的事实，他说，伊丽莎白是位寡妇。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对骆克哈特撒谎。

  然而，庄士敦和已婚之妇相恋的消息已经在上层社会传扬，而且最终传到了骆克哈特耳中。骆氏是个老派人物，他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在朋友身上。当庄士敦急切地向他解释伊丽莎白很快将离婚时，骆克哈特表现冷酷，并坚决反对。

  1936年冬季，怀着一丝忐忑，庄士敦带着伊丽莎白拜访骆克哈特，期望老友能认可“事实爱情”，然而，他们的到来却遭到骆克哈特全家人的冷遇。至此，庄士敦和骆克哈特几十年的友情毁于一旦。1937年2月，骆克哈特去世。即使在临终前，这位倔强的英国爵士也未曾原谅他的下属。庄士敦一如既往地前行。按照计划，伊丽莎白离了婚，他们决定在1938年10月举行婚礼。但是很不幸，庄士敦在骆克哈特去世后第10个月身患肾病，卧床不起。他于1938年3月6日撒手人寰。

  庄士敦的葬礼是私密的——只有伊丽莎白和律师参加，他不想惊扰任何人。按照他的嘱托，他的骨灰被撒在他挚爱的国王岛上。正如庄士敦生前对自己的家庭讳莫如深，他最后的情人也不愿其被别人分享。庄士敦是伊丽莎白的私人财产，是她和他之间永远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