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凤凰文化讯 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凤凰文化已与周有光孙女周和庆电话连线日凌晨去世。此外据后浪出版公司人员联系周有光助理郭龙生确认，周有光于北京协和医院走过生命最后一程。郭龙生是在与周有光家人沟通后确认此消息的，此前有新闻媒体报道周有光先生目前“仍在抢救中”消息不实。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提出“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从关注语言学到世间万象，他对百年洞见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100岁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1932年春，杭州六和塔下。周有光和张允和初相识，开启了两人“红茶电脑”的恩爱传奇。

  “两个人都爱三样东西：咖啡、红茶、牛奶，每天都要来一点。”欧阳说，她曾经在周家住过四年，每天晚饭都在他家吃，虽然有小保姆烧菜，但她的厨艺，全是张允和带出来的。“她泡的醉鸡，特别入味儿。”

  季羡林曾和周有光一起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有时常到周家开会，休息时，张允和便会端出自己做的小点心，请大家尝尝。

  先生敲打键盘写文章，太太披阅书刊忙剪报。他要活络筋骨了，她即扮书童，奉上香茗一盅。人们说，这俩老头：红茶电脑，两老无猜。

  古代夫妇“举案齐眉”，如今人们很少有案了，这对老顽童，就发明了“举杯齐眉”。

  “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其实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这很有用处，能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周有光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总结。

  允和执着于世俗生活，从不装出心如止水的样子，喜欢娱乐消遣。如今，人们称她“最后的闺秀”，周有光有点意见：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新女性。热爱民间传统文化，又接受新鲜事物，张允和的笔墨，浅显、活泼，家常中，透着一份睿智。俞平伯尤其喜欢她的散文《入场》：“张允和文章结尾悠悠不断的，很有味道。”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从常州中学毕业。他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建于1879年，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南京大学前身。

  周有光考取了圣约翰大学，苦于学费拮据，一度想放弃，他姐姐的同事朱毓君听说后，从其母处借来一箱子嫁妆拿去典当，还得学费两百多块，资助周有光，助他上了圣约翰大学。

  在圣约翰大学两年的学习经历，对于周有光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17岁到19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此，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也有深刻认识：

  “那两年父亲在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转入光华大学读书。他的教育和研究方向预示着他的世界观是全球化的，他的一生比较超脱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对中国文化哪些好哪些不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了现实，了解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也就不会彻底失望了。”

  在周有光晚年所写的《圣约翰大学依稀杂忆》一文中，他对圣约翰大学仍一往情深。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英文课本，由美国老师用英语授课。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其中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是美国人，却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周有光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周有光第一次使用这部工具书，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周有光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周有光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能申请实行。周有光和同学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不难看出，圣约翰大学的两年教育，奠定了周有光世界主义的基础。尽管因“五卅惨案”的爆发，他转入光华大学，但其思想底色却已经牢固形成。

  1927年从光华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文凭后，周有光先后在光华大学附中、光华大学以及其他学校任教。1933年，他与张允和结婚并去日本，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次年回国后，一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面在江苏银行任职，待遇优厚。他思想“左倾”，参加了银行界的救国会小组，但思想并不激进。

  1946年12月，进入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受公司委派，去美国纽约工作。因为三项工作都不重，他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听了一些课。此外，他每天晚上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书、自修、研究问题到晚上十点钟闭馆之后才回家。在这里，周有光看了很多书，研究了很多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图书馆的服务是给人方便，这是美国科技、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

  除此以外，他还安排了六个下午和晚上游览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它有六层楼，周有光一层楼要看一天。他吃完午饭立刻就去，一直看到六点钟。然后在自然博物馆里吃晚饭，接着再看一段时间再回家。这六天，使他对自然界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全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印象。然后，他再选一些东西去看。这个自然博物馆不单是自然，它的自然是广义的，包括人类社会，包括人类历史。纽约的学生是经常到那里去，不仅是参观，而且在那里上课，有的还请专家来指导。这实际是一个社会教育学习管理机关。这一个地区使周有光念念不忘，觉得这是使人受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在美国时，周有光经常在假期中出去旅游。他旅游主要是看美国的经济建设。周有光旅游主要是通过铁路，美国的铁路几乎无所不在，没有一个县一个镇没有通铁路的。周有光发现，美国的铁路系统那么发达，都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公司建筑的，可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融洽。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管理制度，中国没有这种经验。此外，他还研究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及凯恩斯经济学。1949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他就向学生讲解凯恩斯经济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

  1948年，在纽约的周有光被新华银行委派去伦敦去联系业务。周有光和张允和乘坐“伊丽莎白王后号”豪华游轮，经过三天三夜到达英国。之后又走访了法国和意大利，见识了当地政党的活动，当时正逢英国工党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等人提出“从摇篮到棺材”（from Cradle to Coffin）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这种宣传下，工党在英国连任两届，这种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后者也不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

  作为“世界公民”，周有光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早年在圣约翰大学的教育，以《汉语拼音方案》与国际接轨，晚年从世界看中国，有着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些，与他思想底色的形成，思想观念的开放，以及频繁出国对外部世界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世界历史、文化、宗教的认识、思考与研究及一百多年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由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受邀与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央委员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这个机构，就是现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前身。经过胡愈之做工作，周有光同意改行到北京来做语言文字工作。

  文改会成立之后，内部设立了第一、第二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汉字简化。周有光做第一研究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里指的是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要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就要知道世界各国文字的情况。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并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字母的历史。周有光得出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

  当时，苏联在推行否定拉丁字母的“斯拉夫字母化”，周有光等人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时，苏联的语言学专家来劝他们不要用拉丁字母。后来，又有苏联教育部一个副部长到北京，向陈毅副总理建议采用俄文字母，“中俄联盟”。陈毅告诉他，中国要跟东南亚联系，东南亚没有人认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广、宣传的作用。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时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来。到了1958年，这个修正草案就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里面通过了，后来又成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这是高一级的委员会，这个审定委员会也通过了。这样才拿出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公布。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

  1972年6月，有一位叫村野辰雄村的日本人来拜访周有光，他是日本三和银行的总裁。他告诉周有光，20年代，他就在日本搞罗马字运动，他退休之后准备全力以赴去搞罗马字运动，因此才来拜访。后来，日本“日本罗马字社”的文字改革团体中终身从事罗马字运动的教授桔田广国桔，花了三年时间，把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翻译成日文了。

  《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工作，后来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大问题，就是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要求世界各国都提出罗马字拼写的地名标准。这一个机构起初是台湾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后来就改由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之后，就提出要用《汉语拼音方案》做标准。1977年，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就通过，这是汉语拼音走向国际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是ISO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有一个部门，叫TC46，TC就是技术委员会，它的研究范围是包括语言文字的。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们要中国提出，中国的标准语用什么样的罗马字母来拼？

  1979年，周有光接到单位通知，去巴黎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在巴黎开的是预备会，随后把各国代表都集中起来，分批到华沙开正式会议。周有光准备好的稿子有两篇，一篇就是讲《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背景，第二篇是讲《汉语拼音方案》的技术特点。讲了以后，得到与会一些人的赞同。有一位告诉他，这个会就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开才能处理问题。过去为中国语言的拼写法问题开了好多次会，都得不到结果，就是因为参加的人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对于汉语拼音，大家同意、会议同意、第46技术委员会也同意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标准。根据这一次的讨论，由这个TC46的秘书处去写一个文件。写好以后，下次开会再通过这一个草案。与会者都说，我们没到中国去开过会，希望下一次在中国召开。周有光当时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不敢答应下来，就说回去向我国政府报告。

  回国报告以后，我国政府好久没做出答复，最后同意1981年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草案，说明《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是什么，为何需要把它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个草案还要经过TC46的理事会开会通过，通过以后还要送到许多国家，经过通信投票同意后作为国际标准。

  所以在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就成为国际标准了。投票通过成为国际标准以后，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要给它一个代码，《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的代码叫ISO7098。

  在周有光看来，“这件事从外交角度来看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是一个技术工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呢，不是一件小事情。中国要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中去，要使中国的语言文字跟外国的语言文字能够方便往来，没有一个标准的罗马字拼写法是不可能的。有了一个罗马字的拼写法，比如说，外国人要在信息网络里面找中国的出版物，只要把中国出版物的书名、人名，用汉语拼音写了，就能很快找到。所以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以后，其实就是为中外文化增加了一个沟通上的桥梁。”

  到了1982年以后，中国国内人名、地名才相当普遍地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1983年，在夏威夷召开“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会上，周有光介绍了《汉语拼音方案》，并说明方案已得到国际标准承认，这给与会的台湾地区代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去后，花了两三年时间把他们原来用的国语罗马字修改为“注音符号第二式”，这个“第二式”跟《汉语拼音方案》非常接近。这个方案放弃了字母标调法，用符号标调法，跟《汉语拼音方案》只有很小的一点区别。

  由于从事《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及文字改革工作，上世纪80年代，周有光先后去香港讲学，去夏威夷参加国际会议，去美国各地旅行和讲学。并重访了纽约。早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美国已经有几十所大学的图书馆已经通过电脑网络连接起来，用电脑检索图书资料十分便捷。这使周有光大开眼界。不仅如此，周有光还在纽约监视了美国选民用电脑投票选总统。1985年的新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此期间，他见到了连襟汉学家傅汉思，并与其学生维克特一起吃饭。后者告诉了他《同志》的成书过程。

  频繁而深入的出国和对外交流，使得周有光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而1949年前在美国以及欧洲工作、旅行的经历，又让他见证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几十年来的飞速变化。对照中国在、“文革”等运动中生产力以及每个方面遭受的破坏，以及自己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的经历，周有光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周有光先生的观点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正如学者秦晖所言：周有光先生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其著述有多高的水平，而在于其在109岁的高龄仍然焕发青春，“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毫无疑问，现代化是周有光一直关注的问题。依他的亲身经历来说，就包括厕所的现代化。这种强烈的对比，均来自他的亲身经历。

  1969年11月，63岁的周有光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西大滩“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夏天才回到北京。

  在“五七干校”里，有北京式的古老蹲坑，要自己带手纸去。由于宁夏平罗没有纸张特别是没有手纸，“五七干校”的领导们就开会，说能不能这样子，我们把所有的福利金凑起来，捐给本地买一套机器，利用当地的麦秆子、麦草来生产纸张。这个建议受到当地的欢迎，就派了几个人到上海去。碰巧买到了六套小型的实验工厂设备，回来后就开工造纸，很成功。这个工厂造出来的纸相当好，不舍得用来做手纸，就供应宁夏做文具纸。周有光听说，一直到80年代末，宁夏还是靠这个造纸厂在造纸。

  1986年，日本大修书馆与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了一个学术广播会，邀请了周有光等人参加，请他们住在东京宾馆。这家宾馆旁边有一个新造的塔楼，设备特别讲究，房间里各样设施在当时日本都是最先进的。它房间里面有一样设施厕所，非常先进，厕所都是自动化的。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政协增加了一些新的政协委员，当中有一位叫做郭布罗润麒（末代皇后婉容之弟）。政协开会时，郭布罗润麒在一次小组会发言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厕所也要现代化。他说，在日本，国家花钱研究一个课题，怎样改进马桶。这个马桶在日本是一个大事情，因为旧式马桶很浪费水，而新式马桶就不要多少水了，主要靠抽气把脏东西抽掉，而且新式马桶是没有气味的，所以这个厕所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大事情。周有光1949年以前就去过日本、美国和欧洲，改革开放后更是频繁出国，目睹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厕所的现代化的确是一个问题。”

  开阔的眼界，以及对世界各国的深刻理解，使得周有光具备了宏大的世界眼光。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了解，对经济发展的关心，又使得他的观点论之有据且颇具说服力。兼有理性、严谨和人本主义关怀的思考，让此前一直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周有光在公共思想领域很快引起了读者的瞩目，“世界公民”的自我定位，对世界主义的弘扬，使得他在中国思想界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1988年12月31日，82岁的周有光退休，但仍继续工作。三年后，他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从办公室回到了家里。2014年3月，他曾说：“自从85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这个社会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

  正是因为这样的责任感，他在85岁后潜心思考和研究文化学、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等宏大问题，并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和读书札记。100岁时，他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

  这些文章，出自他“从世界看中国”的一贯视角。他以此观察中国历史与现实。这类文章大致可分五类：走进全球化；传统和现代（对世界各种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问题的思考）；读史散篇（对文艺复兴和启蒙问题，资本主义等问题的思考）；百岁忆往（回忆“反右”等历史，追忆过去的师友往事）语文与文明（语言文字与文化交流）。